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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官包拯“包青天”形象与史书乏载之憾
2016-12-02 15:50:23   评论:0    点击:

   综治广角正义之声网【作者  张海晨 】引  言  一千多年前(999),庐州(今安徽合肥市)诞生了一位性格和政治方面颇具魅力的人物,他就是包拯。观几千年封建政治家,能像包拯那样“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者,尚不多见。但在史学研究中,包拯却是一个很不被重视的人物。非但一般史学著作,即使像宋史研究专著也很少提及他,此乃极不公平的反常现象。只是在戏曲和小说中情况却完全相反,这不禁使人莫名地惊诧起来。从南宋至晚清以包拯为题材的戏曲和小说,充斥着中国的舞台和书场,“包青天”之大名也不胫而走。然包拯决不是可以随便忽略的历史人物,在北宋的政治舞台上,曾发挥过积极作用。特别是他处于北宋两次大的政治改革中间,即公元1043年以范仲淹为首的所谓以吏治为中心的“庆历新政”,以及包拯死后七年(1069)以王安石为首的另一次大规模改革之间。包拯的政治主张和改革措施,不仅以实际行动推动了范仲淹的改革,而且对王安石变法又给予了巨大影响。现就包拯的政治主张、改革措施、赋税思想,以及政绩和艺术形象等简作论述,以飨读者。
一、包拯进谏力推改革之社会大背景亦复杂
    仁宗天圣五年(1027年),包拯在汴京(今开封)考进士的策试中,曾全面大胆地对当时政治弊端提出批评和改革建议,任职以后又痛感改革的迫切性和必要性。他认为改革的首要任务在精选人才,要选拔一批有为之士,来大力推动改革。他任职谏院时有较多机会接近仁宗,就斗胆言谏“七事”,旨在批评官场腐败,舆论混乱,建议仁宗勿为衰败的社会舆论所左右。他说:“近岁以来,多有指名臣下为朋党者。其间奋不顾身,孜孜于国,奖善嫉恶,激浊扬清之人,尤被奸巧诬罔,例见排斥。故进一贤士,必曰朋党相助;退一庸才,亦曰朋党相嫉”。这样“遂使正人结舌,中直息心,不敢公言是非,明示劝戒,此最为国家之大患也”。要选拔人才,就要打破朋党论,匡正舆论,“循名核实”,使“忠者,邪者,情伪毕见”、“君子,小人,区以别矣”。此乃包拯进谏力推改革的社会大背景,可见其眼光之独到而见解之深远,至今乃有警示和借鉴意义。
二、北宋中央集权制封建国家之包拯见闻与改革思想
    北宋建国初虽采取一些休养生息政策,使原本粗狂低下的社会生产力稍有复苏,但到仁宗朝即包拯仕任的时代,其封建社会的诸多矛盾和弊端已暴露无遗。譬如像《宋史·食货志》载,土地兼并日复一日,逐渐向官僚富豪手中集聚,“势官富姓,占地无限”。官僚机构臃肿庞大,史籍载:“州县不广于前,而官五倍于旧”。仁宗时科举制度可以任意扩大名额,一次取仕就超过一千人之多。这么多的官吏还要“三年一磨砺”(参考晋升),造成了严重的“冗员”。军事上赵匡胤推行“养兵为百代利”政策,但当时军队只有三十七万八千人,而到仁宗皇佑时官军已超过一百四十万。养兵费用约占宋朝总收入的十分之七,正所谓:“天下六分之五,五分养兵”。其实北宋王朝虽然军队数量庞大,但国防实力却到了十分虚弱的地步。因宋王朝奉行“守内虚外”政策,自“澶源之盟”后,契丹和项党的侵略威胁并未停止,致使民族矛盾亦空前激烈。北宋王朝为转嫁危机,把“冗官”、“冗兵”所造成的“冗费”,统统都加在农民身上,可以说对农民进行的盘剥超过历代王朝。北宋农民除承担“两税法”(每年夏秋两次赋税)外,还要承担“丁口赋”(人头税)、“杂变”。不但要缴纳“本色”(农副产品实物),还有名目繁多的“折变”和“支移”。大肆对农民进行巧取豪夺,迫使农民大批破产凋零,遂使阶级矛盾迅速激化。到仁宗时小股农民起义此起彼伏,从未间断停止过。包拯出仕就是这样个危机四伏的时代,其社会形势用包拯自己的话说:“诸路饥饿,百姓流离;府库空虚,财力匮乏;官有数倍之滥,廪无二年之蓄;兵卒娇惰,夷狄盛强……”(见《包孝粛公奏议》,以下引文未注明出处者均见此)。这就是他见闻的内外交困,危机四伏,“积弱积贫”之国家,故他提倡改革,极力推行改革。这就是在北宋改革的大潮中,包拯坚决果断,敢说敢干,产生改革思想的真实写照,他也确为这次改革起到了中流砥柱之作用。
三、包拯倡“德”与“知用信”之用人观念
    包拯认为凡能为国家担忧者,能救时弊者,要立即“委任之”;面对那些“嫉妒贤能,以一己为计者”的自私之徒要“宜速罢免”,且不使这些人“久塞要路”,这样做了,国家则能“化危为安,变艰于易”。他在晏殊罢相之后立即提出最高统治者的“德”即“莫大于知人”。后来在《论委任大臣》的奏议中他又明确指出,最高统治者首先是“能知人”还不够,还要“能官人”。“若知而不能用,用而不能尽其才,何以致理哉”?他批评仁宗在用人问题上“颇主先人”之说,“先人为主”,则使“奸罔之人逞其敏捷,或巧中人,或阴国事,惟恐居其后矣”。而当朝官僚们“今之居位者,挟奸佞则散善而背公,溺爱憎则直而嫁祸。然但以势力相轧,苟得无耻,岂有援贤进能之意乎”?若久用这批妒嫉贤能的官僚,想使“风俗日益美,教化日益成,其可得乎”?他建议应立即选拔“素有公望实才,众所谓贤者”,要“亟擢而用之”。而这些“贤者”决非什么难得,他认为“天下不患乏人,患在不用”;且用人之道“不必分文武之异,限高卑之差。在人如何耳!”他借用先贤管仲的话告诫仁宗,在用人问题上要做到知、用、信,即“昔齐桓公问管仲曰:‘何者害霸’?曰:‘不能知人害霸也;知而不能用,害霸也;用而不能信,害霸也;既信而又使小人参之,害霸也’”。这与古今先贤的用人之道如出一辙,无缝对接,其用人观念难道不值得我们借用吗?
四、包拯“幼有所养,老有所终”与范仲淹“庆历新政”之高度契合
    庆历三年(1043)亦即范仲淹推行“庆历新政”的第一年,包拯从端州(今广东肇庆)知州调任监察御史,为缓和日益紧张的阶级矛盾,他既厉行职责,积极检举官员的贪污不法行为,又提出改新措施。他认为当今社会造成国家贫困的主要原因是“冗员”、“冗兵”和“冗费”。他指出:“今下州郡三百二十,县一千二百五十,而一州一县所任之职,素有定额,大率用吏不过五六千则有余矣。今乃三倍之多,而又三岁一开贡举,每放又千人。复有台寺之小吏,府监之杂工,荫序之官,进纳之辈,总而计之,不至于三。是食禄者日增,力田者日耗,则国计民力安得不窘乏哉”?故他认为造成社会贫衰的症结是“冗吏耗于上,冗兵耗于下”。欲救其弊:“在乎减冗杂而节用度”,如果再辅之以“薄赋敛,宽力役,救饥饿”的话,则能做到“幼有所养,老有所终”。这种思想理念恰与范仲淹“庆历新政”高度契合,至今仍闪耀着改革先锋之光辉。
五、对外关系包拯发对苟安求和而扩大边民防御真妙招
    自“澶源之盟”以降已四十余年,北宋王朝可谓边防空虚而武备松懈,特别是那些苟安求和之徒,以“边疆无事”“而安圣意”。当时真实情况是夏辽交臂窥边,伺机犯境之意乃路人皆知。包拯在任监察御史时曾出使过契丹,谙熟虏中之真伪,他针对“澶源之盟”指出:“未有恃盟好,舍武备而不为后患者。‘今’沿边卒骄,将惰,量匮器巧,主兵者非纨绔少年,即罢职老校”,这样的边务实则不堪一击。他主张精择良将,特别是沿边要冲,如和契丹接壤的雄、霸、保等州,和西夏比邻的云、代、应等州,军官均勿轻缓,要选择“素易边事之人为宗将”。为克服“冗兵”现状,他建议仁宗应效法前代制度,凡边防戍卒应“三时为农,一时教战”。把大批边防戍卒调回山东、河南屯田,三年一换边,平时从事农耕生产,战时应召。为充实边防备战,他重视民兵御边作用时说:“像河朔之民禀性劲悍,生习边防之利害,素谙戎虏之情伪,较之南兵,绝为精锐”。“今河北、河东(山西)沿边兵寡财匮,卒有急难,惟有民兵可用”。他还建议在边防防务上要冨姓大户出钱,贫困人家出丁,这样不仅得兵可倍,亦可少抑兼并,徕贫悴之户“有所仰矣”。就在今天看来仍不失为绝妙之举,自古保家卫国均少不了人民,倘若失去了这个还何谈戍边防御?
六、包拯反对横征暴敛之赋税观却令人拍案叫绝
    (一)竭力呼改“薄赋敛”。关乎“薄赋敛”他认为横征暴敛太甚:“盖太祖之世,所输税只纳本色,自后以用度日广,所纳多从折变,重率暴敛,日甚一日,何穷之有”?面对沉重的封建盘剥,迫使农民起义不断发生,他认为在“即时诛灭”的同时,要给农民以喘息的机会,他说:“民者,国之本也。财用所出,安危所系,当务之为急”。他请求仁宗精择郡守县令,不许官吏们横征暴敛,给百姓一条生路,以免他们“铤而走险”,沦为“盗贼” 。“若仍横敛不已,人怀危虑,或因岁之饥饿,以吏之残酷,相应而起,涂炭海内,此乃心腹之患”。此种观念是站在国家的高度思虑问题,是你看不到半点私念夹杂其中,焉不令人叫绝?(二)力谏免除皆为改革而“陈州放粮”真实做。包拯从维护封建统治者的根本利益出发,多次奏明仁宗请免除江淮、两浙的“折变”,令地方豪强大户“依旧折纳”,而对中小“小户”“客户”农民,特以免除诸般“支移”、“折变”,而只令纳“本色”。他还多次请求仁宗放赈救济江淮和湖广饥民;罢黜陕西造船木料及椿索等近三十万元。他亲访陈州(河南淮阳),请免除陈州五县的“支移”和“折变”。时陈州五县遭遇大雨雪,冻馁粜桑,五谷不登,农民缴纳不了“本色”(农副产品实物),官府却要农民加倍缴纳“支移”和“折色”。陈州小麦每斗五十文,官府收小麦折价一百文“折变”,脚价二十文“支移”,仓耗又加二十文,农民每交一斗夏小麦,实价只五十文,竟强迫农民交现钱一百四十文,超过“本色”税的两倍多。他亲访陈州俱奏明仁宗,罢黜苛杂“使京辅近地(指陈州)不济人户,稍获苏息”。他还奏请将邢、洺、赵三州牧马地一万多顷,分给农民耕种。为发展已凋敝的冶铁业,他亲访登州对姜鲁等十八户冶铁匠进行调查,对其进行资助和扶持,冶铁业得到快速发展。他积极兴办水利,整治蔡河塞,修整河北商胡口,提出改革盐茶法等举措,这些措施都程度不同地减轻了农民疾苦,对发展生产,稳定社会秩序起到了极大帮助,岂不令人树指点赞?
七、“包青天”包拯所留给后人之历史记忆真令人萧然起敬
    (一)包拯不惧权贵与为民请命为冤狱平反真当赞颂。包拯在他卅余年的仕宦生活中,确以刚严态度去反对贪官污吏。他在《乞不用脏史》中说:“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将永远在历史的长河中熠熠生辉。他认为仁宗朝:“虽有重律,如同空文,贪污之徒,殊无畏惮”,致使贪污成风“无日不有”。故他主张:“臣僚犯脏抵罪,不从轻贷”,这样可使“廉吏知所劝,贪夫知所惧”;否则使“狡吏得以为奸,无所畏惧”。他曾对大贪污犯向绶、魏兼,以官私贩的官僚张可久,要求严惩,并三次上书弹劾仁宗近亲张尧佐,七次上书重办肆虐残暴的王逵,都表现出包拯不惧权势,执法如山的刚严态度。他的为民请命,为冤狱平反,至今令人啧啧称道。他曾提出要“慎刑”,要求按刑司行驶“纠察”之责,以绝“刑罚冤滥”。他目睹端州和临近的春州官吏草菅人命,滥杀无辜,他得出结论说:“天下刑狱,似此冤枉者至多”。他要提刑司“亲往审问决断”,“冀刑狱无或冤滥”。作为封建地主阶级政治家,他的政治主张和改革措施自然都是从维护封建统治,维护地主阶级长远利益为出发点的。但他的积极防御,务实边备,减冗员去杂役,严惩贪官污吏,打击枉法之徒以及轻摇薄敛,兴办水利,为民请命,平反冤案等措施,从客观上讲则是有利于人民的,这又反映了人民的迫切愿望。这就是历史上真正的“包青天”包拯,让你佩服得五体投地,既是你再浑恶难道能不为其赞颂?(二)包拯“廉吏”形象与戏剧造型却出奇的匹配。比起包拯的政治主张和改革措施,但被老百姓称颂传唱的则是其“廉吏”形象,且更加深入人心。《宋史》说他:“平生无私书,至于干清,无故人亲党,一皆绝之”,“居家俭约,如布衣时”;他在家乡庐州做官时,不讲私情,从舅犯法,亦照律鞭挞;任开封府尹时,违旧制,凡有诉讼,包拯开正门,使告状者径直正堂直陈曲直,吏不敢欺;为疏通汴京惠民河,不怕得罪显宦,凡阻塞城河的园榭亭台,一律拆毁;反对贪赃枉法,不曾稍懈,甚至告诫儿子:“若有犯脏滥者,不得放归本家;殁后不得葬于大冢”等等。这里不难看出包拯“廉吏”的高尚品德,确给喘息在封建重压下的庶民百姓,以莫大的希望和慰藉。故包拯的“包青天”“大名”早被老叟童稚所知,京师甚至流传着这样的民谣:“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到了南宋包拯的故事经过勾栏瓦肆艺人的加工渲染,据《续夷坚志》载:“山野小民无不知者”。元代戏剧家们竞相把包拯的故事搬上舞台,现今流传明人臧晋叔编的《元曲选》,在一百多个剧目中,以包拯除暴安良、平反冤狱的杂剧达十种之多。就连大戏剧家关汉卿也根据金院本创作了《包待制三勘蝴蝶梦》和《智斩鲁斋郎》杂剧。明代中期的短篇小说《警世通言》、《初刻拍案惊奇》中,也绘声绘色地描写了包拯断狱的故事。明代晚期又出现了杂剧小说《包公案》,到了清代咸丰时,说书人石玉昆根据明人小说《包公案》著成了《三侠五义》。后来俞樾(曲园)“援据史传,订正俗说”,改写了《三侠五义》的第一回,更名为《七侠五义》。晚清的地方戏曲根据上述小说,再次把包拯搬上舞台,同时出现了像《秦香莲》、《铡赵王》、《打銮驾》等优秀剧目。包拯的艺术形象由明清小说中的“日间断人,夜间断鬼”,“剖人间暧昧之性,断天下狐疑之狱”的人神合一人物,而为民请命,伸张正义,除暴安良,敢于置皇亲国戚于非命的“包青天”了。看了真实的“廉吏”形象与戏剧中的造型,有谁说二者不是出奇的匹配吗?(三)“包青天”包拯与舞台形象确反映了人民的殷切期望。一是人民期盼好官吏乃自古使然。包拯由一个所谓的封建“廉吏”,发展为戏曲艺术中的挟持御赐宝剑,专门剪灭邪恶的“青天大老爷”。这里自然融汇着人民对封建统治的不满与反抗,其艺术形象能在封建社会长期流传不废是有其社会基础的。我们应该清楚处在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的元明清三代,像土地兼并,豪强地主,贪官污吏等势力猖獗,对庶民的剥削与压迫是十分残酷的。在这种极端的黑暗统治下,不满封建统治但又无力战胜封建统治的善良人们,幼稚地幻想着有朝一日能在封建社会内部,出现一位能替他们说话的“好官吏”。他们从包拯身上抽象地看到了“好官吏”的某些影像,于是乎一拍即合,包拯也终于变成“包青天”了。故我们说这个复杂艺术形象的诞生,有其客观的社会基础,真乃残酷封建统治现实的直接映现。二是忠君思想与庶民精神慰藉的艺术加工恰虚中透实。尽管舞台上的“包青天”如此正直廉明和执法如山,但这都是以忠于封建皇帝和不触犯封建王朝利益为前提的。出现在晚清脍炙人口的戏曲《秦香莲》见《花部农谈》,这出包公戏中的“包青天”,俨然又是一个封建卫道士的形象。他执的“法”是封建统治的法,他所以面对强手而能如此有胆量,不怕触犯皇帝。但历史上的包拯曾多次对仁宗表白自己是“披沥肝胆,冒犯威颜,是忌之不知,曷怒仇之足避”。那是因为他的对手犯下“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等六条大罪,确为触犯了封建王法。戏曲中的包拯不是抽象的历史艺术人物,而是十分具体实在的历史艺术人物。由于这批剧目借包拯戏曲艺术宣传,反而那个兼迷信和忠于朝廷的思想,所以封建统治阶级并不禁止包公戏曲的流行。可这样认为,在封建社会流传不废的包公艺术形象,彰显了人民群众除暴安良的美好愿望。给那些不满现实又安于现实的人,辅以极大的精神慰藉,他那强烈的忠君思想,却又起到了维护封建统治的作用。故舞台形象确需“包青天”登场,统治者和庶民百姓各取所需,自然就唱响不衰了。
    但我们得承认宋史以来诸社会现实,随着旧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被推翻,“包青天”这一自宋至今的艺术典型,将逐渐失去其原来的本意。但那些大量经过改编后的包拯戏曲形象,却剔除了原来戏曲中的糟粕,更加闪烁其精华,着重突出包拯铁面无私、正直不阿和秉公执法的性格魅力,这给了我们更大的启迪和艺术享受,大家毋庸置疑吧?可《宋史》和后史对清官“包青天”包拯的真实记载却非常匮乏,这的确是史学研究之大遗憾矣。
编辑:李海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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