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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我国比例原则
2017-12-04 15:13:16   评论:0    点击:

     综治广角正义之声网【张俊、闫晓】    比例原则是近代法治发展的产物,也是人权保障精神的结晶。在世界各国特别是大陆法系国家有着不可动摇的地位。该原则在控制自由裁量,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平衡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等方面有很强的适用性。我国并没有适用比例原则的传统。也正因如此,在面临新时期矛盾的时候,会有些手足无措。我国行政法学先后引介了英国的合理原则和德国的比例原则作为制约行政裁量权的基本原则,但如何协调两者之间的适用关系,却始终未予讨论。
    长期采用合理原则的英国,在涉及人权的案件中,已引入比例原则作为司法审查的依据,成此消彼长之势。在我国合理性原则一直存在,而比例原则只是近几年来才被热议与引入,当一个外来原则与本土原则的碰撞,会产生很多问题。还有人认为,比例原则就是合理性原则。 比例原则与合理性原则的功能又是相同的,都是对于权力的一种制约,所以被混淆的现象时有发生。其实不然,在性质上,比例原则侧重于考虑行政裁量权行使时对公民权的消极的不侵害程度,即对消极的作为所产生的成本限制,是一种消极标准。行政合理性原则侧重于权衡行政裁量权行使结果的收益程度,即对积极的作为所获得的收益的追求,是一种积极标准。在层次上,比例原则具有宪法位阶,思想源于法治理念,对于所有国家行为和一切法律领域都可以适用。而行政合理性原则是行政法上的一项基本原则,和行政合法性原则并列。在实践性上,比例原则具有三个子原则,并在疑难案件中可以援引,以目的和手段作为准据,增强了可操作性。合理性原则只能对于行政行为领域对于政府行使职权的自由裁量领域,更偏重于对法律精神方面。以上种种都体现比例原则和合理性原则是不同的,理论界有多篇关于比例原则研究的文章,大多内容上也对于比例原则和合理性原则做了区分,也体现了比例原则和合理性原则确有区别的必要。
     现代的行政法面临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如何将国家权力行使保持在适度、必要的限度内,特别在法律不得不给执法者流有相当的自由空间之时,如何才能保持裁量是适度的,不会为目的而不择手段,不会采取总成本高于总利益的行为。 我国专制历史较长,幅原辽阔,人口基数大,不同地区之间人口素质、经济水平等都有差异,行政管理涉及的方面也比较复杂,法律法规不能穷尽列举所有事宜,必然在行政执法过程中要用到自由裁量。行政裁量作为一般的行政权,同样体现国家意志,具有国家强制力做后盾。对于强意义上的行政权,行为人本身可以自我确定标准,并且行使权力。这样就产生了问题,标准的制定者和权力的行使者为同一个人的时候,就极易产生权力的滥用。所以说行政裁量权的灵活性也容易产生行政裁量权的滥用,尤其在我国法制不健全与执法者水平参差不齐的情况,更加重了这种问题。
      社会大量立法的产生,服务型政府的建设,行政主体、行政相对人、第三人的三角关系,乃至于更多元的关系渐以成为比例原则适用的基本框架。行政主体享有以国家强制力作为后盾的行政职权,有决定命令、支配另一方主体的权利,可以作出影响对方当事人权益的行为。而与之相对应的另一方主体必须服从行政主体的管理,依法履行行政主体对于其规定的义务,这类当事人就是行政相对人。 在“全能政府”的条件下,公民一切都依赖,导致其主体意识逐渐淡漠。 但是比例原则是三角关系的视野,行政相对人与第三人之间的法益衡量是比例原则的适用范围,所以行政相对人的现实地位过低则影响到比例原则的适用,这也是我国行政法问题发展的一个症结点。
    我国现有的法律规范如《行政复议法》第28条规定:“具体行政行为明显不当的,行政复议机关可以撤销或变更。”明显不当又是怎样的明显,不当怎样算是不当,很含蓄的表述了比例原则,加重适用的困难。《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40条第1款、第3款规定:“对于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未按规定的期限缴纳或者解缴税款的,税务机关可以采取从其存款中直接扣缴、扣押、查封、依法拍卖或者变卖其价值相当于应纳税款的商品、货物或其他财产等强制执行措施,但个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维持生活所必须的住房和用品,不在强制执行措施的范围之内。”兼顾到对相对人的处罚和其家属的保障,正体现对于公私法益的衡量。
    类似这种的规定在我国法律中有很多,内容上存在比例原则的思想,但过于含蓄,思想总归是思想,目前并没有一条明文规定将比例原则作为基本思想贯彻实施。即便如《行政处罚法》第4条第2款规定:“设定和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和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也只是对于适当原则的肯定,没有明确指出为比例原则,对于整个行政法体系的应用仍然有很长的道路。

编辑:李海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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